一如現在的中國大陸地區，中國臺灣地區的消費電子產業也曾流行山寨。
上世紀80年代，中國臺灣地區的廠商從美、日購買配件，組裝成電腦，以低于品牌機半價的價格進行銷售。由于各種不規范運作，造成質量問題、監管問題，同時也面臨著海外品牌廠商的投訴。“那時中國臺灣的山寨現象與現在中國大陸很相似。”3月11日，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中國臺灣政治大學名譽教授、磐安智慧財產教育基金會董事長劉江彬回憶說。
就在這個山寨的江湖中，一批廠商脫穎而出，成為今天的華碩、宏碁等一批廠商，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品牌，并形成了規模巨大的電子產業。中國大陸地區目前的山寨廠商能否重復昨日的故事，成為未來的宏碁、華碩？11日、12日、13日，21世紀經濟報記者分別采訪了劉江彬、中國臺灣政治大學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主任溫肇東、中國臺灣政治大學中國大陸研究中心主任王振寰，探討中國臺灣的故事對于中國大陸的借鑒意義。
劉江彬：山寨廠商的從良路徑
《21世紀》：是什么樣的環境和原因造成了山寨手機的繁榮？
劉江彬：山寨手機的繁榮有幾個原因，首先是國內產業界，特別是中小企業對知識產權過度保護的反彈，他們認為國際大公司利用知識產權來壓迫國內中小企業，獲取高額利潤。其次是中國大陸目前尚未形成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機制；再次是中國大陸的企業在技術改善、改良和組裝方面形成了一定的能力；最后是手機市場太大了，最快捷的擴張方式占有市場，不通過技術創新，不通過產業升級也能獲得巨額利潤。
《21世紀》：山寨機繁榮的背后推手是聯發科，其參與手機設計，提供低成本方案，降低手機進入門檻，這種對于手機業有什么有利和不利的影響？
劉江彬：利多于弊。每個廠商必須想辦法降低成本，簡化應用，簡化流程。一些國際廠商提供的方案讓手機功能繁多，但很多功能不被用戶使用，這提高了手機廠商的成本，聯發科的出現降低了手機廠商的成本。
這對下游廠商也有不利之處。大家都在抄短線、走捷徑，沒有走正道，無法形成科研基礎，不能擁有專利，不能形成品牌，不能在產業升級的過程中受益，這會養成公司短視、急功近利的性格。
《21世紀》：中國臺灣的電子企業是如何從山寨過渡到自主產權的？
劉江彬：30年前中國臺灣的 PC產業也是把不同的零件組裝起來，其價格只有IBM、蘋果等品牌機的一半。中國臺灣怎么過渡的？當經濟發展到某一個階段時，消費者對于低階產品慢慢興趣，開始要求產品品質。中國大陸的山寨公司，未來也會分出高下，最低階的產品將慢慢地退出市場，好的廠商將逐步進行技術投入，逐漸擁有知識產權，逐步擁有品牌。
索尼愛立信、摩托摩拉、諾基亞這樣的手機廠商會去找最優秀的山寨機廠商合作，由這些山寨廠商做OEM生產。中國臺灣現在許多很有名的電腦公司，三十年前也是常被IBM、蘋果、微軟起訴為侵權者。但是經過三十年的發展，已經擁有了自己的產權。
中國大陸目前處于過渡期。知識產權分三個階段，第一個是仿冒抄襲的階段，第二是改善改良的階段，第三階段是自主創新。山寨介于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之間，仿冒抄襲并做一些改良改善，中國臺灣是在第二跟第三階段，已經有一些自主創新了，但大部分是改善、改良。
王振寰：政府主導創新
《21世紀》：山寨機在質量、專利、納稅方面的不規范，政府應該如何監管？
王振寰：山寨就是不太受管的意思，要強制才能成為正規廠商，這需要很多人力物力。在取締和監管上，國家的決策很重要：消費者需要買便宜的東西，山寨機比較便宜，而品牌的東西比較貴，政府要考慮多面性。由于全球經濟不景氣，消費者需要買便宜的東西，廠商需要低價產品刺激市場，現階段不是取締山寨機的好時機。
《21世紀》：那么政府現在應該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王振寰：由于山寨機廠商缺乏創新能力，政府（包括政府研發機構）在研發上的介入就變得很重要。中國臺灣從山寨向自有技術轉型的過程中，工研院（工業技術研究院）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中國臺灣的廠商很小，它們的技術很多是與技術聯盟跟工研院合作開發出來。
《21世紀》：在政府鼓勵產業從山寨向品牌升級的過程中，中國大陸有什么特色？
王振寰：我在中國大陸做過研究，看到每一個部門各管各的一攤子，相互之間的合作并不多，應該通過制度迫使這些不同的部門去合作，包括經費使用。否則每一個部門都想跟政府要錢，會形成惡性競爭。中國臺灣的做法是政府給一部分經費，企業分擔一部分經費。中國臺灣工研院找張忠謀當院長，他強迫所有研究項目必須從廠商那邊拿到一半的錢。
溫肇東：尋找盲點發現藍海
《21世紀》：由于聯發科壟斷了上游的IC設計，這種壟斷行為是否會造成國內手機廠商沒有辦法向更高階的技術演進？
溫肇東：這跟聯發科沒有關系。中國臺灣或者是全世界都經歷過微軟和英特爾(博客)的壟斷，但是經二十年的發展，中國臺灣就發展出像聯發科這樣的公司。對于大陸廠商而言，聯發科也是有盲點的，這就像當初中國臺灣廠商從英特爾這樣的廠商那兒尋找盲點一樣。華碩做EPC時，國際廠商根本不看好，EPC是國外大廠的盲點。
《21世紀》：大陸廠商向廣達、華碩這樣有地位的廠商過渡過程中，你有什么建議？
溫肇東：在做山寨里面，生產管理或者品質管理比較好的，才能夠逐漸接到比較好的單子。那些渾水摸魚亂搞的企業，早晚會被市場淘汰。在市場上品質信用是很重要的，或者說品牌很重要。
另外，要向服務靠攏。未來在開放的國家中，制造跟服務的界限已經慢慢模糊。比如宏碁，目前宏碁已經不在制造業里排名了，它排名在服務業。宏碁和華碩由于有了研發和品牌，都在把代工廠切出去。當然，其他很多廠商沒有這樣做。
最后，企業創新要符合本地需求，這可能是國外大企業的盲點所在。我建議企業參考印度的情況。印度有一些跡象表明他們在自主創新上面有自己的一套，做出了本地的特色，而且不是按照傳統西方理論來設計，這就是我講的“金字塔底層的牌”。在電子產業上，印度一再宣布設計20美元手機，甚至20美元的筆電，也在開發2000美金以下的汽車。以前我們一直覺得印度只會做軟件，但他們的制造業正在逐漸創造出符合第三世界的路線。
《21世紀》：對大陸近年來提倡自主創新，包括知識產權問題，中國臺灣知識產權目前的狀況怎樣，對于大陸有什么借鑒作用？
溫肇東：在知識產權方面，中國臺灣以前面對美國也有類似的問題，直到現在，也一直在向美國公司繳納大量的專利費。但中國臺灣已經有了自己的研發和專利，目前中國臺灣的專利申請量在全世界排到了第四。
但是中國臺灣專利的品質不夠好，不是關鍵性關量，數量多，質量并不高。中國臺灣的專利是防御型的，不是攻擊型的。防御型的專利是在找出對方的缺陷或者小盲點，打官司的時候可以拿出來進行騷擾，或者在交叉授權的時候讓對方用它們的專利來交換我們專利。中國臺灣正在一步一步前行，中國大陸也要走同樣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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